别了,仇 和!他当年在昆明做了什么?

来源: 云南旅游小众帮 | 时间:2016-12-24



  2016年3月15日,两会闭幕时,中纪委网站披露,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八年前,仇和初入滇,任昆明市委书记,主政昆明四年,其任内所作所为,南方周末曾刊文报道。再又四年,这位明星官员骤然落马。


2016年12月1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副书记仇和受贿案,对被告人仇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其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获取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身边工作人员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两千四百多万。



 |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袁端端


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性官员仇和,也不在于具体的蜚短流长,而在于这里演绎着中国城市化疾进道路上的轨迹和困惑的加强版,谁的城市?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


连昆明天上都没飞过”的仇和,把“仇旋风”从平原宿迁刮到了高原昆明——治滇、种树、造城,“春城”再不平静。


两年半前,就职发言中他说,“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看起来,修补巨轮的任务比掌握航向来得更为迫切。昆明的城市面貌被耽搁太久了。


2010年4月16日,昆明市委办公大楼二十三级台阶前,仇和弓着腰,三步并两步,两步并一步急冲上去,正如他治下的昆明要“跨越式发展”一样,不能等,不回头。


昆明,在哪?


仇和来之前,春城相当于“村城”。


上一次昆明城市名动天下,是因为举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那会儿,上海的世博梦想还在襁褓,仇和正在江苏沭阳做县官,忙着电视曝光庸官。


由于早期城市规划阙如,园博会过后的昆明,市区老旧房子密集、城中村数量繁多,城市绿化水平不高,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历经十三年,三届政府的努力,也终未成功。


创卫也是如此,2000年创卫专家组到昆明一圈暗访后只抛下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创卫不可能”。


最堪代表的是,没有配套好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共设施的北市区小区一度被昆明人称为“睡城”——白天来主城区上班,晚上回北市睡觉。


昆明规划之耻,人人皆知。李德昭、胡星、曾华等连续三任规划局长落马,震惊全国。一地产商直言,仇和来之前的十年,春城相当于“村城”。


追根溯源,昆明定位总在旅游与工业中摇摆。时任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曾矢志“绿色生态城市”,后来,昆明突然转打工业牌,要命的是,除了烟草、磷化工,似乎找不到更多工业支柱。


昆明,在哪?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下滑的数字却令人揪心,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两年排名下滑28位;2007年,昆明市的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当地干部的心理底线一退再退,不如成都,不如南宁,甚至与贵阳也有距离了。


陌生的仇和突然就来了,昆明人很快从电视上发现,这位新任市委书记说话“嘣嘣嘣”、走路“咚咚咚”,很有些不一样。



城市的棋局,民心的棋局(邝飙/图)


仇老师、仇校长


“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


仇和读了很多书,他从市社科院找来《昆明通志》,还有厚厚的市情蓝皮书,仇和还走了很多路,去滇池,进城中村,几乎满城跑,女宣传部长后来连高跟鞋都不敢穿,生怕跟不上。


一位干部回忆,每到一处,仇和总跟老师教学生一样,对着山山水水总能道出一串串数据来。在调研的车上,他也总是像老师一样,要求各位“别拉窗帘,要看看外面城乡建设”。


没有在昆明天上飞过的仇和,几乎不需要过渡的时间,就对于脚下的这座城市,显示出老师般成竹在胸的指导欲望。


城区二环高架建设是三年任务一年完成,不少人担心工程质量,仇和对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梁晓谷说,“晓谷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晚上你拿一个手电筒去桥下照照,水泥颜色是不是一样,桥梁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很多城市的行道树周边都用水泥砖或大理石条砌成护台,美观而整洁,可仇和要求昆明不要学,没有护台的话,雨水能流进树坑,渗透下去,既能收集雨水,也浇灌苗木。


受访的多名官员均称仇和对于城市改造的熟悉简直像本百科书。私下里,他被戏称为昆明这所学校的“仇校长”。


这显然是一位急切的校长,“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这几乎就是仇和造城的最浅显的注解。


昆明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的宿迁,容不得推倒重来。在紧密调研昆明十大公园后,仇和开出了一剂貌似温和的药方,“昆明要建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他还说过一句充满诗意的话,“城市是一尊雕塑,是凝固的美,一旦形成不可改变。”问题是,这雕琢的斧凿首先该向哪里?


治滇,先治官


“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


现实帮他做出了选择。


滇池污染恐怕是昆明城市建设史上最尴尬的一笔,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滇池已成一湖污水,蓝藻经年爆发,污染最严重时,湖水似油漆,扔进池中的瓶子都沉不下去。


每年,全国两会上总有云南代表反复埋怨,国家治理滇池的投入甚至不如东部城市的一个零头。后来干脆连污染的真正原因都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2008年元旦,在昆明市环保局调研时,仇和抛出“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之言,语惊四座。


宿迁之后,仇和曾任江苏省分管环境的副省长,经历过太湖蓝藻爆发,后来亲任太湖湖长。沿用这一经验,昆明35条滇池进出河流都有了河长,书记仇和当河长的标示牌就竖立在盘龙江边,以告世人。


河长也好,湖长也罢,最根本的就是责任倒逼,任何人都难置身事外,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记得,仇和第一次到市文联调研,却指着不远处的滇池说,治理滇池不能慢吞吞的,话音甫落,文联也有了治滇任务。


仇和很急,“在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条河道河水变清。一年内让盘龙江水变清。”他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要巡河一次,现场解决河道整治中的问题。有次巡河,当地基层官员又习惯性地以资金不足来推脱,仇和扔下一句:“有钱,傻子也会治。”


直到现在,身兼东大河河长的汪叶菊从未感觉轻松,因为仇和已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受此刺激,各河长纷纷想着法子,组织队伍拆除河两岸的违建,搬走水域附近畜牧养殖,设法把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线。


两年后的今天,《昆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龚庆萍发现盘龙江水真的变清了。而所谓的投入资金,依旧难敷缺口,很多官员不得不佩服,“仇和书记真不一样!”


然而,还是有人不认同,滇池卫士、2009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就质疑,“35条河流进滇池的清水,就如矿泉水倒进了大染缸,还是一片黑。”他指责,仇和采取的环湖截污其实是把污水全部转移到金沙江,流入长江了。


截止到2009年,投入滇池治理的经费已达66.5亿元,但水质全年仍是劣五类。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扩大化现象令仇和遭受争议(南方周末记者吕宗恕/图)


种树是“第一形象”


“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滇池要治,树也要种。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仇和,在昆明同样推行宿迁“暴风骤雨般的种树运动”。


在宿迁,他逼农民种杨树,房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到了昆明,这个标准变更为,“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原打算撤并的园林局,到了他手上不仅未撤,反而职能有所增强,即园林绿化局。


仇和不能容忍“种树不浇水”,2008年6月,他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半年后,该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他愤而责成纪委对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问责。局长被停职后,24辆洒水车终于到位。


“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形象……”仇和总是说,……搞绿化永远不会过头,抓绿化怎么强调、怎么重视都不会过分。


“见路栽树、见土植绿,拆房建绿、退厂增绿……”这都是仇和治下城市绿化的操作标准。


很快,行道树从一排种成两排,甚至三排,当地人戏称“双排扣”“三排扣”。据称,有家银行门口两座石狮之间被干部要求种下一棵树;有干部要把树栽在变压器下;有工人在盲道上也挖了树坑,造成一老人不慎落入。


滇池路是昆明的一条景观路。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火炬,已长成型的中间绿化带被插栽了不少乔木和彩叶树。因昆明地处温带,植物生长异常茂盛,如今,乔木成林。一位业内人士忍不住担忧,不用三五年,中间绿化带会和行道树一样遭遇密度过大问题,到时不得不间伐或移栽。


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陈波总结仇和的执政思想是“制度创新+社会动员”,种树亦是如此。早在两年前,昆明市委市政府以红头文件来推动城市绿化,并规定如果不能参加义务植树者,每人次必须补缴十二块五。哪知,此举遭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义务植树岂能强制收费。


“2008年一年昆明搞绿化植树量是过去十年的总和。”现在,有官员笑称,树多得基本达到书记要求的“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见灯光”的标准了。


拆字当头的争议


“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


仇和上任后,没有按前任计划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贡新城,而是扭过头向336个城中村动起了刀子。


用他的话说,城中村是顽疾,只要“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足见其铁腕决心。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气愤地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要求限期拆迁。2008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竟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为拆迁搭车。


一时非议如潮,据了解,今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位当地官员还记得,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也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


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


仇和难得遭遇事实上的挫折,一次会议上,他也难掩无奈,“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他自认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农民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因为补偿标准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关人士也坦言,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赞成的,不过有些在具体操办中被改走了样,所以他对此也深恶痛绝,多次要求改进。


灵魂,丢了?


“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2010年,仇和说,昆明要工业强市,实现三年倍增六年跨越,有人这才自觉恍然大悟,前面两年天翻地覆的真实逻辑,“城市面貌变了,环境好了,招商引资才更有可能。”


拖延了两年的新城搬迁计划也终于启动,预计到今年底,昆明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迁往滇池东南岸的呈贡县。


占地超过30平方公里的呈贡新区全部建成时将聚集十所大学和一批高科技产业园区。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侯明明的说法,这其实是错误之举,新区与主城区迟早会连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大的环境容量,昆明应量水发展。


在社科院院长龙东林眼里,这样的声音并不了解仇和,“行政中心漂移”是带动城市新发展的有效策略,深圳就是数次行政中心漂移而均衡发展的典范。


奔着发展的目标,昆明想摘夺的称号还真不少: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最安全省会城市……用当地人的话说,只要有的称号,昆明没有不想争的。


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名目支撑起来的新昆明丢了个性,丢了灵魂。昆明市发改委主任胡炜彤则解释说,千城一律,这是全国现象。


侯明明一直怀念昆明曾经湿地与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蓝天、性情慵懒的年代,如今,这一切早已逝去,“昆明除了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建筑与内地没有任何区别了。”


被称为城市多元文化象征的报摊,在昆明也日益少见了。人民西路一家报摊老板抱怨说,城管部门开始严控街头报摊,一度要求报摊进公厕,被市民拒绝后才有所改善。


曾在云南省委政研室担任过副主任的孙官生也不舒心,“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洁癖’的怪病,以‘旅游城市’、‘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难道一个旅游城市一定是一个没有小商小贩的城市吗?”


“难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这些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或许是新昆明难以释怀的。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12日,有百余年历史的聂耳故居在五华区以“落架大修”为由,被夷为平地。


而去年为迎接蒋介石而建的紫园,还有石屏会馆、石房子——李鸿谟故居、故园——潘朔瑞故居、袁嘉谷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档餐厅。


孙官生对此痛心疾首,没有了历史的昆明,该怎么办?






“仇和式”改革的实质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2010年时候,曾经去过宿迁和沭阳很多次,那里曾经是仇和执政的发源地,和当地干部、群众聊过仇和,那里的干部、群众对他的评价总体是很高的,无论是饭店的小老板,还是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对于他的评价褒大于贬。五年后,仇和在昆明锒铛入狱,他的入狱或许也是一种风向标……

 

【摘要:“仇和式改革”的本质是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这种模式必然导致腐败。仇和倒台,象征着这种方式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仇和被组织调查,意义超过了普通的副省级干部,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种改革思路的象征。

 

本世纪初以来,仇和被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塑造和包装为“改革明星”,因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所认可的思路。这种思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并且成为导致腐败的原因。仇和的倒下,从侧面意味着今天必须认真反思这种思路了。

 

“仇和式改革”,表面上表现为利用政府权力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

 

仇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相信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他自称读过十几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且媒体对此津津乐道。中国干部学习西方理论是必要的,但是仇和这一类干部,只是学了半瓶子醋,片面吸收了其中主张极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部分,实际上是被洗脑了。笔者曾经当面听仇和说过:“中国传统文化讲亲情,讲道德,这不利于搞市场经济,要破掉,要改造”。可见,其已经到了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不顾一切的地步。

 

仇和从宿迁开始,就获得“仇卖光”的称号。仇和在宿迁有一句名言“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什么都可以卖,这就是其理念的集中代表。

 

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高潮中,仇和任书记的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仇和受到一些主张极端市场化、私有化的学者的追捧。2006年,一些学者对宿迁“卖光式”医改提出批评,周其仁在没有去宿迁调研的情况下,就先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千字长文,言辞激烈地为宿迁辩护。因为仇和是这些学者在体制内找的代理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批评宿迁医改实际上是对极端私有化改革思路的批评,打破了几十年来他们营造的“市场神话”,因此必须进行反击。

 

在“市场化”的掩盖之下,仇和真正做的事情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这是“仇和式改革”的本质

 

仇和打着“市场化”的旗号,但实际上是用十分独断专行的手段推行市场化。其实质是让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为资本扩张开路。有不少评价说,仇和有魄力、有能力,“对官员狠,对老百姓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仇和的魄力、能力,表现在为资本扩张开路上,在对资本扩张有利的事情上,他确实是有魄力、有能力的。

 

“仇和式改革”的本质,就是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仇和到哪都刮起一股旋风,但仔细一看就发现这股“仇旋风”从来都是以资本家为“核心”团团转的:

 

——你投资我服务,你发展我开路,你有难我帮助,你受益我保护

 

——大力度精简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费最少、标准最低的原则,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减的减

 

——把昆明打造成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最少、收费最少、耗时最少的城市。

 

与其说“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不如说“仇和对资本家好,对官员苛刻”,难怪“一位私营地产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仇书记就是不一样啊!”

 

客观而言,仇和路线对地方上局部地区的暂时发展,见过成效。只要该地区以领先全国的最积极、最铁腕、最激进、最廉价、最优惠的政策私有化,的确可以吸引大量资金。资金充裕了,的确会如输了血一样,容光焕发一阵子。只是,如果全国都这么招商呢?各地都争先恐后地贱卖呢?你贱,我比你更贱,结果如何?没有更贱便无法吸引投资。这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在的客观事实。

 

为资本扩张开路的另一面,则是对老百姓极端的残酷压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暴力拆迁和公共服务私有化,都是有利于资本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却使老百姓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医疗、失去了教育。

 

——暴力拆迁。仇和倒台当天,记者吴飞发表了题为《尘封十年:仇和施政调查报道首度曝光》,这是这位记者2006年在宿迁沭阳采访的文稿,一直无法发表,至今才重见天日。这篇报道详述了仇和在宿迁动用警察,强制圈地的过程。

 

一些不听从政府警告,继续上访的上访户,陆续被公安秘密带走,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110报警,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许报警,一些还判了刑。

 

让仇和名扬天下的就是那张掀起全国暴力拆迁的著名照片: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在滚滚尘土中奔赴暴力拆迁现场,中间是敞着怀大步流星的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一边是提着警棍夹着判决书的公检法队伍,另一边是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和报社记者队伍,后面是庞大的推土机和各种拆迁机器。准备在对拆迁户施行暴力专政后再实行舆论讨伐。

 

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所谓“仇和模式”。由此对中国改革蒙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这种模式,不仅在宿迁,在昆明也是一样。

 

——公共服务私有化。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全部完成改制。公共服务私有化,为投资者赚取巨额利润开了方便之门,据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课题组2006年的调研,宿迁公开鼓励民营资本办医院营利,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所以说投资医院一般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这是什么行业才有的利润率?都是民脂民膏,直接转化成民营老板的利润。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宿迁医改中存在腐败。但是,从仇和到云南之后,“昆明挂着宿迁牌号的车也多了起来”,以及《财新网》报道的仇和在土地出让中的腐败现象,不难推断出宿迁医改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利益输送。

 

那些支持仇和的学者,并非不知道这个过程中的专制、违法和腐败,但就是因为仇和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认同的私有化理念,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一些人所主张的“市场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仇和这个把政府权力发挥到极致、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人,却被这些“市场派”学者奉为“好朋友”,真是咄咄怪事!

 

仇和并不是“为公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为私改革”

 

还有一些善良的人,被仇和自我制造的“改革英雄”形象所蒙蔽,认为仇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手段激烈了一点、心情急躁了一点,步子大了一点,“还是比碌碌无为强嘛”,仇和自己也把“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挂在嘴上,蒙蔽了很多人。就连他倒台之后,仍有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

 

人们真是太善良了。仇和真的是“为公改革”吗?绝对不是。这在他的医疗改革路线上表现得很明显。

 

一篇网帖比较了仇和和原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两个书记的不同做法。仇和大刀阔斧地卖医院、卖学校,民生福利撒手不管,结果是步步高升。而郭宝成在任期间,在全国率先举办了“全民免费医疗”,群众十分拥护,周围县市群众以嫁到神木、娶神木姑娘、加入神木户籍为荣。

 

仔细分析一下,仇和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实际上他大刀阔斧砍向的都是老百姓,而得到真金白银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简单的说,仇和的改革是“杀贫济富”。仇和表面上喊得震天响,但是在操作上十分乖巧,真正需要触动的利益集团、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他绕的远远的,碰也不去碰。甚至通过免费土地、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把真金白银送给投资者。

 

就拿仇和的医疗改革来说,真正需要被改革的东西,他一动都没动。一是医药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回扣红包;二是大型医院营利创收动机,仇和虽然把医院卖掉了,但是无非是院长变成私人老板,继续当院长,继续营利创收。而“仇和医改”受损害的是普通医务人员、普通群众,医院民营化之后,为了控制成本,普通医生护士的待遇下降了,但是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一点都没有下降。

 

而神木郭宝成的改革恰恰相反,受益的是老百姓,但是郭宝成却得罪了医药资本集团,把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压出来,医药利益集团不干,医院的成本受到控制、监管更加严格,而且还得罪了同僚。所以郭宝成在55岁就被迫转岗。每天写诗作画自娱。这才是“为公改革”,而仇和的改革是“为私改革”。

 

当时,人们还为郭宝成退休、仇和被提拔感到愤愤不平。现在看起来,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是公正的,党纪国法是公正的!

 

“仇和式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仇和式改革,实际上是多年来不少地方的做法。今天中国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民生危机等,都与地方政府的施政倾向过于照顾资本利益、而忽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仇和无非是把这种“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所以他才被一些媒体树立为改革的“明星”。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主张极端私有化自由化的学者,会成为仇和的好朋友,而且不惜一切、不顾事实地为他吹捧、唱赞歌。

 

其实,仇和式改革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和80年代的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些是从西方学习回来的,只学了半瓶子醋的西方经济学,然后就嘴上喊着市场化、私有化,实际上是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旗号下,干着用行政权力为资本开路的事情,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制造了剧烈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最终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这就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仇和被调查就是因为他的施政方向,但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剥夺平民”的改革方式必然带来腐败。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

 

仇和落马正值“3.15”打假日。仇和是典型的假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的伪劣假冒产品,这是仇和与一般腐败官员的根本不同。

 

虽然仇和落马并不必然意味着“仇和式改革”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总能让人们再次反思这种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模式。所以,还是要欢迎仇和这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的。

 

别了,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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